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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 | 资本主义分裂的多重面相——基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视角
BSTRACT
摘要
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共同性的丧失，社会因而进入一种私人社会的状态，其现实表现是社会的分裂与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包括多重面相：人与物的分裂、人与自我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和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分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是因为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生活一直处于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人们的一切行为都遵循着经济理性的原则，无须思考但又不得不每天都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裂的批判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而且为实现人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EYWORDS
关键词
资本；个人；共同体；社会；分裂
UTHOR
作者简介
陈飞（1983-），男，河南宁陵人，哲学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OUNDATION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19JHQ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哲学史视阈中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16CZX013）。
一、人与物的分裂
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历史前提：一是脱离了各种形式的传统共同体的“自由”工人的形成，这种“自由”的真实内涵是工人与各种生产资料相分离，他唯一拥有的财产是自己的劳动力。工人离开了共同体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土地等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能够与工人在市场上“自由”地签订契约，同意在“等价”基础上交换劳动力，从而保证资本的再生产。个人从传统共同体的直接统一中解放出来，似乎形成了流动、开放和平等的社会关系，为每一个人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但这些个人并不是真正自由和独立的，个人并没有摆脱依赖状态，只是从直接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过渡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真正自由的主体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物”。“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1-1]人与物的分裂表现在，物本来是由人创造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却发生了主客体关系的颠倒，物支配人，人成为物的奴仆和工具。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权力，成为社会的根本法则和尺度。资本主义社会打破了传统社会狭隘的、地域的、有限的物的关系，处于一个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环节构成的庞大的物的关系中，形成普遍的物的关系网络。在物的关系世界中，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内的各种经济主体的身份地位都无关紧要，以其自身的规律运行。这种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发挥作用，因而是外在于人且不受人控制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但从总体上看，人与物的关系表现为直接的使用关系，因而不可能形成普遍的物化关系。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取代政治成为社会的首要特征，财富不仅成为社会的根本目标和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根本原则，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荣誉的重要尺度。由于人是通过物来表现自己的，人不得不进入物的世界，因而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1]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人成为物的世界的中介和载体，人与人的关系转变为受物支配的关系。人塑造的物化世界成为主体，人自身却成为他自己产品的客体。人与物分裂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工业和技术的普遍运用，人的劳动能力的发挥达到了极致。黑格尔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在实现人的自我本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本性，但是却没有看到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劳动所表现出的极端异化状况。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应当是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却使人的劳动发生了扭曲。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仅没有拓展人的创造性和实现人的本性，反而使人沦落为商品、货币等物化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颠倒和丧失。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了一种异化的雇佣劳动，这种劳动表明，劳动脱离了本来应归属的主体成为一种为物的力量服务的工具。在异化劳动中，人与物发生了彻底分裂。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服务于生活的物质变成了统治生活的内容和目的，人类的意识完全成为了物质生产关系的牺牲品。”[3]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分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人与商品的分裂、人与货币的分裂、人与资本的分裂。首先是人与商品的分裂。在以利润增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随着资本主义技术的扩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是他却越来越不能控制其劳动产品，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分裂。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工人和其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都只能作为商品而存在，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而无力决定自己和其产品的命运。工人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商品世界就越强大。“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4-1]。工人的生存需要无论多么迫切都不能使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产品，因为他的所有劳动产品都是别人的财产。只有在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即工资购买需要的产品时，才能以间接的方式与同样劳动创造的产品发生外在的关联。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尽管人有力量控制自然，但是他的商品已经全面地控制他自身，商品作为独立的实体对抗着它的制造者，工人成为自己劳动产品的奴隶。其次是人与货币的分裂。在商品经济中，交换主体通过一种普遍化的交换手段自由地发生关系，这种交换手段即货币。货币对于具体的使用价值和特殊的个人来说是一种抽象，自由交换主体之间的关系全部凝结在货币这个一般价值形式上。一切劳动产品都必须通过货币来表现，一切自由个人都必须通过货币才能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因而货币逐渐成为独立于个人并支配个人的外在力量。货币本是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为了使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而创造出来的普遍化的中介存在，本身只是交换的手段，现在却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一切使用价值和自由个人。货币尤其是作为符号的纸币本身几乎没有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却成为一切价值的化身，作为手段的货币却成为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货币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人们误以为货币就是纯粹的价值，这里造就了一种假象：“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5-1]手段获得了自足性和实体性的意义成为目的，而本应作为目的的人却成为手段。货币与主体发生了分裂，它从纯粹交换媒介一跃成为商品世界的统治者。最后是劳动与资本的分裂。马克思把货币区分为简单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高级的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后者是前者的演化形式。货币之所以不断地转化为资本是因为它能够不断地增殖自身，而为了增殖自身，必须源源不断地购买到供自己支配的劳动力，而工人为了获得生存下去的生活资料不得已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在资本对劳动的使用过程中，劳动的生产力转变为使资本不断增殖的力量，资本成了统治劳动的主人。劳动创造的产品越多，资本控制劳动的力量就越大，劳动占有自己产品的手段就越少，因而资本作为劳动创造的对象世界与劳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外化。“工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6]资本获得劳动的使用价值，也就获得资本自行增殖的手段，因而同劳动相比不断增长，而劳动者却变得越来越贫穷。人与物的分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成为不言自明的现象，甚至构成了人的无意识存在。这是因为人们的日常交往和生活一直处于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都遵循着经济理性的原则。社会关系已经被物化，人们对这种物化无须思考但又不得不如此。在人与物的分裂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经验呈现出矛盾性的存在：人们看似可以在商品世界享有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可以不受任何外在约束地感受消费主义带来的狂欢，而在这形式上自由的背后是强势地位的资本逻辑和拜物教意识对生活的操控。
二、人与自我的分裂
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不可控制的经济力量和资本增殖的规律控制着所有的人类关系，个人的社会地位、自由平等和需要的满足等都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甚至人的本质属性也变成了货币的属性，即一般等价物的抽象属性。在拜物教意识和私人利己主义的支配下，不仅人与物发生了分裂，人与自我也发生了分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工体系限制了个体生命属性的扩展，并把人的整个存在束缚于单一的经济关系中，从而使人的能力和属性只在经济理性方面得到了单向度的发展，人的类存在和类本质被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类属性与人发生了分裂。人的类属性本来是人的本真属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却异化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还原和“蒸馏”为单一的交换价值属性，人的自由个性变成了自由地为资本服务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存和经济成功的迫切需要，迫使个人作出破坏其类存在内容以及——最终——损害其自身个体性和自由的决定。”[7]在异化的私有财产制度和片面分工的经济框架内，人的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发生了分裂，并且使二者的重新融合变得不可能。马克思在与异化劳动的对比中，描述了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2]就劳动与人的本性的关系看，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分离，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把人当作工人看待，它只看到了人从事雇佣劳动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超出经济之外的人的其他需要和属性，是对人性的片面理解，因此不可能实现人的普遍本质。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绝不仅是经济活动，而是能够实现人的普遍本质的有意识的类活动。本真形式的劳动是一种与异化劳动相对立的自由劳动，这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过程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方式的一种展望。自由劳动是人的自由与普遍的类本性获得实现的方式，劳动成了自由的生命表现，成为了人的作品和本质力量的确证，是人的第一需要和生活的最大乐趣。而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自由本性却被全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异化，个人失去了个性和独立性，每个人都被还原成了私人的存在，而造成这种异化状况的是资本这样一种支配世界的抽象力量。资本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关系作为统治人的生活的绝对存在，不仅主导着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还主导着人与自身的关系。资本是吞噬一切的抽象化力量，它把人的一切生命活动和尊严都还原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不管个人的生命表现形式如何，在资本面前，一切个性和特殊性都已被消灭从而成为一种一般的东西。一切特殊劳动都被还原为抽象的一般的社会平均劳动，使人的一切个性差别和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在形式化的交换原则面前荡然无存。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这种资本增殖规律的实证描述，它奠基于人性的自私和贪婪之上，对资本的自我运动和扩张进行系统的理论证明。根植于商品交换的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实际上不过是竞争的自由、贸易的自由、成为商品的自由，丧失了自由的丰富内涵，人成为同质化的存在。在生产领域，资本家和工人都要受到资本抽象力量的统治，两者都不是完全的人类，都是一种失去人性的非人。“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4-3]资本成为生产过程中的本质和实体，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的监督和管理，服从机器运行的程序，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贡献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在机器体系中，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随着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工人的劳动越来越抽象化，甚至成为可以相互替换的机器部件。正是在这种日常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中，个人沦为狭隘的、片面的和受制约的个人，人的自由和普遍性遭到压制，人的本质同人相分裂。在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人的本性的异化状况同样如此。在交换领域，任何两个交换主体之间发生的关系都是同质化的，交换主体只是作为买者或卖者而出现的，都是无差别的同一社会劳动的代表，他们通过交换证明彼此是价值相等的商品化的人。在发达的货币关系中，人的同质性更加明显，货币导致了人的绝对等同，所有的个性和差异性都被忽略不计，无论人的差异如何，都是货币的代表。由于货币的购买一切的属性，它能够混淆和替换一切事物，颠倒人的品质，把人性的崇高都用货币价值来衡量。在消费领域，个人通过消费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受到资本抽象力量的统治，消费从属于资本生产，为资本的扩张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使用价值从属于资本增长的逻辑。虽然人的消费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资本增殖服务，但消费在任何场合都是资本再生产结构的一个必要环节。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非本真的需要强加于消费主体。人的欲望、需要发生了异化，不再是人的本性的真实表达。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秩序之外在表象的掩盖下，人的真实存在与其自由的生命本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意味着人不能以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根本不能实现人的普遍本性，而只能反映人的本性被剥夺的状况。“自我异化的工人是一种丢失了他自己的存在。丧失了所有的自发性、在行动方面的所有的自决的感觉，以及所有在生活方面的乐趣，他已经变得相当缺少人性。对他自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变成一个陌生人。”[8]自我异化的个人失去了人的真实本性，损害了个人生命的完整性，使个人不能感觉到自身生命的真实存在。彻底的分裂和异化并不意味着人的行动能力丧失了，而是说人的行动受资本力量的指引，是被交换价值的运动所规定的，从而丧失了所有的自主性。个人与他的身体、精神，进而与人的一般生命相分裂。这种自我的分裂与不调和在社会生活中外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分裂。
三、人与人的分裂
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一旦确立起来就获得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生命外观，它能够利用其他一切关系和要素增殖自身。在资本扩展自身的过程中，一方面，把我们推向一种由市场统治的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使人与人之间获得“社会性”的外观；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由市场秩序的稳定和运行，又不断地让个人反对个人，陷入偶然性和盲目竞争之中，人与人之间不断陷入分裂，这是一个日益加深的原子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维系社会运行的不是宗教、习俗和伦理规范，而是私人利益和金钱关系，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劳动成为现代人的最高信条。人们通过彼此将他人手段化，尽管能够形成广泛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只是缺少伦理共同性的外在的结合，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已进行的人际交往的社会化。通过把自我利益神圣化所结合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实质上是分裂、对立和冲突的关系，私人个体只把彼此视为外在的和异己的手段。取代中世纪的荣誉和古典时期的德性，对货币的欲望凌驾于人类的所有欲望之上，并把这种欲望导入恶的无限。在欲望的促逼之下，人与人之间陷入了货币关系之中，分裂和疏离成为资本主义个人关系的常态。
个人取代共同体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实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场巨大变革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使个人的理念呈现出异质于传统共同体社会的根本不同的特征。近代政治个人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个人生存状态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这一时代变迁的概念式理解。霍布斯、洛克、斯密和李嘉图所建构的个人观念及其属性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拥有自私心理和经济理性的个人，利己的孤立的个人被他们视作本真意义上的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在政治上通过人权的方式得以彰显。“所谓的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4-4]人权体现的不是人与人相互结合的普遍性，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利己式的单子，在这些排他的权利中，社会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有机结合，而是显现为原子式个人的外在集合。尽管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利己的个人，但是他们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而相互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外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关系，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都必须以这一物化的社会关系为前提，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和纽带。资本主义以市场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合不同于以血缘和伦理为纽带的社会结合方式，这种结合“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1-2]。产品不是由孤立的个人所生产的，而是由社会活动的结合生产的，但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暂时的、外在的和偶然的结合，个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是主导倾向。这种结合不是以人们之间的共同感为前提，而是以私有财产的排他性占有为前提。人与人之间的结合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前提，也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才能使整个社会结合为相互需要的整体。每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分裂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处于他人的外部，他们之间的结合是一个外在关系的集合体，根本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人的分裂最突出和最尖锐的表现形式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分裂。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不同，单一的生产者内在地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对抗的部分，资本家与工人互为异己的关系，两者相互冲突。“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5-2]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使资本的生命越来越旺盛，规模越来越大，而工人却在日渐萎缩中生存，二者的分裂逐渐加深。工人竭尽全力把工资最大化，从而使其与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相一致，而资本家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把工资降到最低，降到仅仅能够满足工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程度。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并不是对称性的和交互性的，资本家控制着工人活动的客观条件，工人为了获得这些条件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能力置于资本家的支配之下，而工人却没有同等的权力去指挥资本家的各种活动。正如古尔德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为了它的再生产和增长而依赖于劳动，劳动为了它的活动条件而依赖于资本，然而在生产过程中，劳动是服从于资本的指挥的。非交互性的另外一个方面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充实了自身并获取了权力，而工人在同一个过程中变得贫穷了，进而变得更加服从了。”[9]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关系中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二者分裂的程度日渐加深。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更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是比生产过程的物质结果更重要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地把拥有活劳动能力的工人生产出来，也把资本的人格化即资本家生产出来，并使二者的对立关系永久化，以维持资本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不仅被再生产出来，而且以一个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不仅劳动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作为资本同自己相对立的劳动条件，而且资本也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的雇佣工人。”[10]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必然最终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再生产，这种对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深。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必然结果是，工人本身的贫穷与财富世界的增长并行不悖地发展起来，工人和资本家的分裂日趋扩大。
四、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语境中，马克思用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冒充的共同体等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形态。建立在政治权力、货币和资本基础上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个人在其中不仅未能获得自我实现，反而还受到普遍性力量的支配。个人与共同体是一对矛盾，二者互为存在的前提。以劳动与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是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个人无法摆脱共同体的限制，共同体成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个人与共同体发生分裂。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人所实现的主体性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实际上是对物的依赖关系的依附性和人的自私心理得到认可的合法性。共同体相对于单个人而言总是独立的，二者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情感，缺乏实质性的关联。共同体只是由于分工、交换和劳动而联合组成的共同体，这种联合对个人而言是异己的和外在的联系，是一种新的桎梏。在古希腊城邦，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并无区分，社会与政治紧密结合，每个自由公民都是政治动物，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政治共同体的领域。在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各种阶层、等级和同业公会既具有私人的经济的性质，又具有公共的政治的性质，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依然没有分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解放的完成，才使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分离，它们分别作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体而存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是市民社会内部利益冲突的产物。“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1-1]国家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作虚幻的共同体，是因为国家打着共同利益的旗号，而实际上代表的却是资产者的特殊利益。国家共同体并不像黑格尔主张的那样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化，代表了具体的普遍性，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利益的代表，它压制被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只具有形式的表面的普遍性。资本主义国家以共同利益的名义，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支配，徒具共同体的形式，是维护资产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统治地位的工具，对无产者的自由个性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此，个人与政治共同体是分裂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共同体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抽象的经济领域的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作为财富一般代表的货币使财富超越特殊性的存在形态具有最大的普遍性，使交换关系形式化，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个人卷入到交换的过程，使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货币共同体是一种抽象的联合形式，它超越了宗教、语言、地域、民族和政治的限制，使一切经济主体克服了自身特殊性的限制，以交换价值的量化为标准，使共同体的范围涵盖了所有个人。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产生了货币共同体，一切人的生存都离不开这一共同体，它是一切人借以生存的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经济交往的共同产物。尽管货币共同体通过交换关系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但是个人并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所以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2-2]。货币共同体并不是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特殊利益，但它作为一种经济联合体对个人来说却表现为外在的东西，以一种外在于人的偶然力量支配着以此为中介的所有个人。如果说货币共同体是在商品交换领域结成的联合体，那么资本共同体就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联合体。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共同体表现为两方面的联合：一是客体形式的联合，把各种生产资料聚合在一个资本的周围，从而使生产和管理更加高效与合理化，这在现代工厂的机器化自动体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二是主体形式的联合，资本消除工人的独立分散性，使工人在生产中联合起来，把工人的劳动力集中在一个点上，接受统一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程序，使工人变得“规训”。客体形式的联合是主体形式联合的根本原因，主体由于生产资料的联合而被迫结合在一起。主体形式的联合与客体形式的联合共同聚焦在一个资本周围，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它并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与货币共同体一样，资本共同体也不是个人的真正的联合，是工人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不得不围绕在资本周围而形成的某种生产功能的联合。联合的根本原因不是工人本身的相互需要，而是资本增殖的需要，是被资本的外力结合在一起的。“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1-3]货币共同体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它使个人获得一定程度的形式自由，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是较为松散的外部关系。而在生产过程中结合的资本共同体使个人丧失了形式自由，他不得不服从资本的指挥，接受资本的监督，按照机器运转的程序进行劳作，成为机器的附庸。资本共同体对个人来说成为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东西，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更加严重。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与共同体分裂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共同体的理想形态，即真正的共同体或者自由人联合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得到合理解决，它一方面容纳了个人主体性这一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个性，另一方面又在人与人的联合中实现了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1-2]区别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质：首先，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联合起来的所有个人共同占有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个人获得了实现自己生命完整性的手段，而不是由少数资产者垄断和控制了多数人活动的社会条件。其次，真正的共同体是全体个人的一种自由联合，在其中每个人都是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平等成员而不是作为某一特定成员而参加这种联合的，并不是少数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反对另外一个阶级的联合。再次，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和自愿的，而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围绕货币或资本等联结起来。最后，真正的共同体解决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使二者获得了有机统一，共同利益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而是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前提。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不仅实现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和解，而且还实现了人与物、人与自我、人与人的和解。资本主义分裂的诸面相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要这一生产方式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分裂就不可避免。在共产主义的图景中，变革了以资本与劳动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超越了以私人利益无限增长为核心的物化逻辑，在个人及其互依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支配个人的外在总体。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控制生产和共同决定产品的分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再是社会活动的动因，共产主义的最终旨归是塑造一个完整的、全面的人。经济异化的终结意味着国家、宗教、道德、科学、法律等作为经济异化的附属领域的终结，人的本性从各种不同异化现象的奴役中释放出来，人的生命因而获得全面实现。生产活动将成为一种令人愉快的富有个性的创造，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和情感都在生产活动中获得充分的发展。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共同体之间不再相互分裂，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全体个人互为存在目的的共同世界，人与人之间实现共建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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